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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的“大书”

2020-01-13 09:58:10来源:文汇报

大家家里叫它做“大书”,爸爸的大书。

说是大书真不假,动笔前我特意拿出磅秤,六公斤半,大概十三斤半;A3纸大小,半尺厚。枣红色的皮封面,烫金两行毛笔字“《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》浙东曹聚仁辑”,下面跟着他的印章,很是隆重。

近四十年,父亲的作品在内地和香港出版、再版和重印的,总数不下七八十种,就是这本“大书”没有出版社敢承诺再版。好在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了他的文集《听涛室剧话》,收入了“大书”中二十万文字,但也只占全书的一部分。文字部分无法与书中的两千多幅剧照、图画资料对照呼应,总是不小的缺憾。

大家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出两本“大书”,真皮封面的那本现在存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“曹聚仁文库”内,人造革封面的放在姐姐曹雷家的书房中,时间长了也少去翻动,外表已经有点龟裂。没想到不久前我接到凤凰卫视老同事马鼎盛从香港打来的电话,核对有关他母亲红线女的一段史料,让大家又拿出父亲的这本“大书”。

广州的《南方日报》三十三年前刊登了红线女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,说到1972年的一个夏日她去总理家,他正在看“厚厚的一本书”,见到她就说:“你来看看这本书,有意思的。”红线女看了,“原来这是香港曹聚仁编写的一本文艺集子,其中先容了全国各地的一些优秀影片和舞台艺术等作品,还有先容粤剧《关汉卿》的图文”。她高兴地对总理说:“现在看到这个,真是难得极了。”她请求总理把书送给她作纪念。总理说:“不行。要把它送到历史博物馆,让大家都能看到。”

红线女回忆中的短短这段,给了我两个没想到。首先没想到这本“大书”能够到达总理手中,因为太重太大没法从香港寄北京。实际传递途径,很可能是我父亲托交好友香港《大公报》社长费彝民,由当时新华社专责部门运到北京,直接送抵总理办公室。再有个没想到是“大书”得到了总理的高度肯定,而且是在1972年那样特殊的时间。因为大家家人都认为父亲在当时环境下出这种“不合时宜”的书,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和精力,实在是吃力不讨好,傻得可以。

现在回过头去看,这本皇皇巨印是父亲半生研究和二十年资料搜集的结果。1971年在香港最终能够问世,是他校阅出版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后,了却的又一桩心中牵挂。1972年夏天,正是父亲在澳门镜湖医院度过的人生最后时刻。如果他那时知道总理对“大书”的赞赏,一定会带着笑容离开。

父亲是个十足的戏迷,1956年他第一次从香港到北京,晚上少不了看戏。十来天里,九岁的我就跟着他到长安大戏院听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,看了讲“周处除三害”的武戏,还看过中国京剧院根据蒙古国同名诗剧改编的现代戏《三座山》。后来几年他每次进京或到内地其他地方,看戏一定是工作和采访之外最重要的事情。

尤其是1959年国庆,各地名家名剧会聚到北京献礼演出,更让他兴奋难已。对他而言,同期在北京登台的全球闻名苏联乌兰诺娃芭蕾舞,吸引力远不如红线女、马师曾的粤剧《搜书院》《关汉卿》。汇集和保留现代中国戏剧戏曲资料的想法,应该就是从那时候浮现的。

父亲对中国戏曲源流的研究,同抗日战争有关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,他避乱苏州遇上昆曲,连续追看了几个月;1938年秋天,他作为战地记者随军转移到江西东北,又接触到了弋阳腔,从此开始对南曲流变和各方戏曲演革的研究和史料搜集。他在“大书”的总序中说“我个人并非戏曲专家,却在抗战八年中摸清楚了南曲的血缘演化,作为地方剧种的研究者,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来了”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北行,他看到中国各地戏曲艺术确实呈现了前所未有的“百花齐放”,由衷欣喜。他说,“百花”的“百”,乃是实词,并非虚语,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,都得以“百”计的。“我在鸭绿江畔安东(丹东)城中,看了那儿的越剧团的 《红楼梦》演出,真的比看了在市场上出售(南方的)的香蕉和荔枝,还更感动些。”

“这便是大家要保留这些图片的主因。文学艺术原是反映社会安定学问进步的上层征象。”自此,他香港家中书架上有关戏曲戏剧的剪报杂志资料就不断增多加厚,分门别类,也年复一年写了好多篇报道和文章谈戏谈曲谈剧谈艺。姐姐曹雷走上戏剧和影片的事业路径,让父亲更加高兴,似乎弥补了他人生中一直想做却做不成的一大遗憾。可以说,他也是为女儿搜集保存这些资料,从香港遥遥寄托自己的希望。

即使后来内地整个气氛和环境有了很大变动,他不仅没有“识时务”停手,更动了出书的念头,以求永久保存手中的资料。“大家从艺术观点,把过去二十年间的剧曲影艺的史迹编刊出来,该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。我个人能在这儿快炙献曝,尽一点微力,实在愉快得很。”但此时的父亲已是 “贫病交加”,既无家可倾,亦无产可荡,只得寻求出版商相助,终于成事。

大书印出了,1971年新年伊始父亲就写信告诉上海的曹雷:“我编了一部有关地方戏曲影艺的记录书,彩色精印,有十八斤那么重,希翼能留下给你。我相信十年以后你看了,一定会很满意的。”三个月后他又在信中告诉她:“那部大书目前你不一定看,十年后你必须看一遍,才知道我用心力之勤之苦,这书大家都承认会传下去的。”十八斤,应该说的是真皮封面那本。

真是到了十年之后,大家才第一次拿到和翻看爸爸的大书。那时,内地已经改革开放,父亲的回忆录《我与我的世界》成为三十年后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他的作品。时间一晃而过,“大书”出版已经半个世纪,周总理去世也已四十四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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